为了实现跨世纪的人才战略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主角是场上科技人才。

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人才异军突起的事实告诉我们：机制出人才。

八十年代末，总后科技干部队伍中学科带头人的平均年龄已超过五十七岁，四十五岁以下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干部仅占百分之七点四，高层科技人才年龄老化，某些学科专业水平开始退化……

“人才断层”的信号，引起了总后各级党委对人才机制的深层思考：科学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科技人才的培养管理必须具备完整、系统、规范的科学制度。而过去用抽象、模糊的德才标准，去衡量科技人才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软标准”，影响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要建立适应科技人才成长的完备科学机制，就得首先把过去的“软标准”变成“硬制度”。

一场人才机制的变革拉开了序幕。在经过反复酝酿之后，总后勤部党委于一九九二年一月发出了《关于加强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选拔培养工作的通知》，明确制定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划：实现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要大体平衡，协调发展；不同类别、专业、层次的科技干部基本具备国家规定的学历要求和实际水平；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结构呈正态分布，每级职务的年龄结构形成适当梯次，高级技术职务有一批四十五岁以下的优秀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年龄要六十岁以下，其中五十五岁以下的达到三分之一以上；被列入国家或军队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水平应处在同行的前列……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无疑增强了选拔培养科技人才的刚性。

一九九五年二月，《总后勤部优秀科技人才建设规划纲要———三星工程》出台，其阶段任务指标清晰明确：到本世纪末，要培养造就出十名五十岁左右站在当代科学发展前沿的“科技金星”，五十名四十五岁左右居国内领先水平的“科技银星”，一百名四十岁以下居全军领先地位的“科技新星”。力争再培养出二十名专定入选中国“两院”院士，一百名专家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一百五十名中青年优秀科技人才进入“国家百千万工程”，一百名专家成为在学术领域和人才培养方面成就卓著的“一代名师”。

解放军总医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韩东一，至今还清晰记得自己破格晋升高级职务的那一幕：一九九二年，总后在全军率先引入竞争机制，第一次推行高级职务公开答辨制，实行“擂台赛”评定技术职务。“擂台”规划就是：公开标准，公开申报，公开评议，不拘一格选人才。当时才刚刚三十岁出头的韩东一，对自己评定高级职务没抱丝毫奢望。尽管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国家首届青年科技奖，并应邀到日本进行过合作研究，但院里老同志太多，要论资排辈怎么也论不上他。然而，他没想到自己会在这次“擂台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医院“擂台赛”中第一个由主治医师、讲师破格提升为主任医师、教授的幸运者。他说：“是科学的竞争机制，给了我一个成功的阶梯”。

从“相马”到“赛马”，是总后系统党委人才观的一个重大转变。过去，对优秀人才的使用，是由导师或学科带头人直接举荐的较多，这种“相马”式的选拔做法虽有其合理性，但又有明显的局限性，现在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赛马”竞争，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赛马”的呢？

———建立科技干部职务晋升统一考试、考核、评审制度。他们制定了十多项数百条具体的量化考核标准，对凡需要晋升的专业技术干部进行统一的考核评审，不合格者坚决不予晋升。

———“设擂比武”，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走上擂台，面对众多专家教授，公开答辩。1990年以来，就有35名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通过“擂台”而破格晋升为高级职务。

———打破高职技术干部“终身制”，对总后所有高级职务干部任职期间进行任期考核，对考核特别优秀者提前晋升，对考核“基本称职”和“不称职”者，分别亮出“黄牌”和“红牌”，予以“警告”或“红牌罚下”。实施这一制度以来，总后共有3275名高职干部参加了任期考核，有152名特别优秀的干部获得了提前晋升的奖励。200名基本称职或不称职的干部，则受到“黄牌警告”或劝退、降职处理。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皮肤科主任廖万清说起他那个全国唯一的隐球菌实验室时总是百感交集：当年他开展真菌病学研究时，向院领导提出要将一间五平方米的小厕所，填平后改建为实验室。院领导被这位年轻人的求索精神感动了，当即拍板挤出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给他。数年以后，廖万清辛勤的耕耘换来了丰硕的结果：建立了全国唯一的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并经国家卫生部批准成为中国医学真菌保藏管理中心隐球菌专业实验室；两次首先发现国际新的致病真菌，3次首先发现国内新的致病真菌，填补了国内外多项空白。他说：“若没有院领导的扶持和鼓励，我廖万清再有能耐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能量的聚合是为了更强大的释放”，这是总后各级党委形成的一个共识。作为专业干部占71％、聚集了数千名高层次优秀人才的总后系统，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和释放每个科研人员的创造能量，是他们加强优秀科技人才培养管理机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于是，一项项激发优秀人才最大潜能的“释能机制”，在经过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大步走上总后的科技“平台”：他们为每位院士建立了一座居国内一流水平的研究所，给所有院士配备了最先进的电脑系统，免费提供国际因特网和国内最大图书馆的信息资料，保证院士们足不出户，就能迅速了解和掌握国内外的最新科技动态和信息；他们每年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扶持科技人才的重点课题研究，并将最好的车、最好的住房、最好的办公条件让给专家教授，积极为科研人员提供最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对科技人才给予多种政策倾斜，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优先进修深造，优先学术交流，优先选择课题，优先晋职晋级，优先福利待遇；他们建立了优秀科技人才交流中心和博士生流动站，打破人才“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做法，充分尊重人才个性，允许人才合理流动；他们制定和完善了各种激励机制，开设了10多项奖励基金，建立了“三星工程”、“一代名师”、“伯乐奖”等10多项表彰奖励制度，鼓励冒尖，提倡竞争；他们大力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先后树立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典型人才，其中有6人被中央军委授予了荣誉称号，116人受国家和中央军委的表彰……“释能”形成了“强磁场”，自八十年代以来总后系统1980余名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后主动回国人数达到了1200多人。